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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先贤】程潜:潇湘主政 革命人生

    党外精英

    2020-05-14 1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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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潜,字颂云,故被尊称为“颂公”。1882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的耕读世家。程家原本不宽裕,到程潜9岁的时候,家境才渐渐好了起来。这时,父亲把他送进本家程寿峰先生的私塾。程潜不仅学习刻苦,资质也十分聪颖,他的字无论大楷、小楷都写得很漂亮,深受先生喜爱。程潜在刚满17岁的时候,考取了秀才。接着,又被县学选送到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后进入岳麓书院住斋攻读。


    2017年5月15日,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程潜公馆)举行。位于长沙市白果园巷的程潜公馆是湖南和平解放珍贵的历史见证,已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第一层为湖南和平起义历史陈列,第二层为程潜生平业绩陈列,展品包括程潜将军生前遗留下来的200余件文献和物品等一批珍贵文物。现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多党合作历史宣传的重要场所。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对程潜学识的长进和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程潜请人刻了一对印章,内容分别是“乾称父,坤称母。民吾胞,物吾与”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随身携带,勉励自己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他人,像关爱人一样关爱万物,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起,去帮助扶持别人。岳麓书院学子有关注时事的风气,他常与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议论国事。当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程潜愤怒万分,意欲寻求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随着他的爱国之心与日俱增,渐渐萌发了投笔从戎、救国救民的想法。就在这年秋季,清政府命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目睹“庚子之乱”的程潜再也不能坐视列强肆意侵略中国。他满怀激愤,写下了一篇壮志凌云的《壮志书》,表达了弃文从武、御侮救国的志愿。


    1903年,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程潜投考了湖南武备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武备学堂录取。1904年8月,程潜又被武备学堂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程潜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深造。程潜在日本,先是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反清救国的留日学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后又结识了孙中山,毅然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的引领下,程潜救国之志更笃,为民情怀愈浓,革命信念也更加坚定。1908年12月,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际,毅然接受四川总督赵尔陆的邀请,从日本回到成都,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洪流中。




    长路漫漫苦求索

    程潜学成归国进入军旅,辛亥革命一爆发,程潜立刻赶到武汉,参加黄兴领导的汉阳保卫战。中华民国成立后,三十而立的程潜,出任湖南军事厅长。这段时间,他的情绪是高昂的。然而,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诬陷国民党捣乱议会,把程潜列为湖南“叛乱”首犯,下令缉拿惩办。程潜冒着生命危险,与谭人凤等革命党人一道,迅速组建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由于仓促应战,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配合,“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程潜再次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


    1915年,程潜受蔡锷之邀,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程潜带领一营部队返湘路过贵阳时,拜访了祖籍湖南邵阳的贵州都督刘显世,共商反袁大计。1916年3月25日,程潜抵达湖南靖县,在此编就三旅部队,建立湖南护国军根据地。5月22日,他来到兵家必争之地邵阳,约请旧部岳森出任县长。岳森问程潜,汤芗铭会响应独立,封了刀子不杀人?程潜说:“汤屠是袁贼的死党,他不可能不杀人,也不会宣布独立,对他莫存幻想。我想起一副对联:‘总统退位,将军独立;国民革命,屠夫封刀。’你可以把对联捎给他。”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程潜又联络旧部积极参战,一度攻进长沙。因与谭延闿之争,被迫离去。三年后,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护法,程潜又积极响应,被孙中山任命为陆军次长。又三年后,孙中山第三次护法,程潜在广州建立陆军讲武学校,培养军事人才,支持护法战争,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长和军法裁判官。程潜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继又出师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叛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一系列的反袁、护国和护法等战争中,程潜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孙中山称赞道:“颂云是血性男子,他毕竟是可共患难的。”


    北伐时,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与中共代表林伯渠紧密合作,攻克了武汉、南京,战功卓著。结果却因国民党内部斗争,程潜创立的第六军被瓦解,他本人也于1928年遭软禁,最终被停职。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迫于国难当头的压力,起用程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程潜不计前嫌,亲往广西调停蒋、桂矛盾,化解了一场内战危机,促成团结抗日。“七七”事变后,他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担任第一战区司令,兼任河南省主席,指挥三个集团军,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抗击日寇。台儿庄大战中,程潜指挥军队在外围与日寇周旋。在河南漳河作战时,他立下遗嘱,率部坚守阵地,扭转了战局。在兰封会战中,他指挥从徐州会战中撤出的数十万军队与日寇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惨烈对战,拖住了日寇南下的脚步,为武汉大会战中国军队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兰封会战结束后,程潜赴甘肃天水任行营主任,坐镇西北。任内,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来往密切,掩护和帮助过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


    1948年3月,程潜参加副总统选举。前两轮投票时,他虽然得票较多,蒋介石为了给孙科拉选票,却派人劝程潜退出竞选,程潜愤而退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后,桂系力量激增。蒋介石在外调白崇禧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同时,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身兼军、政两职,统驭湘、赣两省,及湘鄂粤桂四省的边区,以牵制桂系。


    自1915年,程潜任护国军湖南招抚史,被推举为湖南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到1917年,在湖南护法起义,被推为护法湘军总司令和湖南省长,再到1928年当了两个月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再到这年7月重回湖南,程潜已经是第四次主政湖南了。


    和平起义向光明

    程潜就职后,除实施“二五减租”和“三七五限租”等开明政策外,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抓权。他取缔了省“戡乱建国”委员会,筹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由部属肖作霖任主任。联合办公室涵盖参议会、党部、警备司令部的职能。此举架空了不交权的反对者,程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二是建军。程潜将湖南各地自卫队以及杂牌武装共五万人马,组建三个师,分别交与他的老部下康朴、陈达和汤季楠掌管。

    面对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一步是战是和,不能不好好思考了。程潜在思考何去何从的时候,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也在关注他。1948年9月,由余志宏任组长,刘寿祺等为组员的特别工作组成立,其任务就是与寻求“湖南局部和平”的程潜搭上线。1949年5、6月间,余志宏两次面见程潜,希望“颂公以书面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亲笔签名承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8条24款为基础的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湖南地下党组织立即将程潜的态度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于7月4日复电,表示对程潜“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答应了程潜提出的若干条件。程潜起义的决心已经十分坚定。但是掌握湖南兵权的陈明仁,因与解放军在东北四平打过一场恶战,心中犹豫不决。中央明确表示,不会纠缠历史旧账,部队起义后将保留他的兵团司令名义,这样就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7月22日,程潜、陈明仁派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代理省主席陈明仁其实早就与曾任黄埔军校二分校主任、国民党中将军长,1948年脱离国民党,秘密进入解放区的醴陵老乡李明灏取得联系,坚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却装出一副坚守长沙的姿态。白崇禧离开湖南后,陈明仁即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表示:“不逞个人的义气,而牺牲三千万湖南人民与五十万长沙市民的利益”,保证“长沙不会听到枪声”。7月29日,第四野战军的和谈代表李明灏秘密来长沙,程潜秘密返回长沙,三个醴陵人一起商谈了有关起义的事情。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3日,又与林彪之代表李明灏签订《长沙和平协定》。这一天,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组成,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当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4日,程潜与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政权”,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起义通电发出后,白崇禧派飞机散发传单,造谣说,程潜、陈明仁已被共产党扣押。为了让谣言不攻自破,程潜冒着危险出现在各种场合,鼓舞起义将士。5日,湖南和平解放,古城长沙免遭战祸,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全面崩溃。毛泽东、朱德立即致电称赞他们“大义昭著,薄海欢迎”。


    主政湖南立新功

    程潜公馆外景


    程潜公馆内景


    1949年8月31日,中央邀请程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到车站迎接,设宴为他洗尘,并同游天坛。在第一届政协会上,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


    除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外,程潜一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为湖南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凡属全省性重大行政措施,程潜不管多忙,都亲自听取汇报,了解全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决策。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会前,他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会上,他的发言详细而有见地,与会人员感叹道:“颂公简直是位水利专家,充分的论据、精辟的分析,令人非常信服。”他将发言整理成文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并将他的意见转交政务院,周恩来立即组织讨论,吸纳其中的意见,完善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流工程4月5日上马,湖南积极响应,全力投入,只用了75天就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为这项工程倾注了不可磨灭的智慧和心血。


    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程潜在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全国政协第二届一次全会的大会发言中,程潜针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本届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的实际,他说,“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需要继续存在。他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的规定,工作报告中对今后任务的提出,都同宪法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切实遵守总纲的准则,贯彻实现今后的光荣任务。”


    程潜任湖南省长一直到1968年因病逝世,前后长达14年之久,尽管年事已高、身兼数职,仍殚精竭虑,主持省政府的各种重要会议,亲自拟写《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的提纲;邀请厅局级干部作专题汇报,并根据上级精神和地方实情,做出科学的部署。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放前,湖南人民称颂公为‘家长’,解放后,颂公不愧为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他经常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从洞庭湖畔,到雪峰山下,从繁华的省城,到偏僻的湘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程潜教育子女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他鼓励女儿程瑜学农业,说学农业能为人民服务。他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讲排场,不可乱花国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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