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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常德鼠疫与管控

    史海钩沉

    2020-03-26 14: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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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汉口创办救护总队部(习惯称救护总队),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为适应长期抗战而做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以往的历次战事中,红十字会救死扶伤,但这些战时救护均为临时之举措,而未形成一个有效组织。为了应对长期抗战,就有必要形成一个有效组织,对医疗人员、药材器械等进行统一管理,并与战地部队进行沟通。在此背景下,救护总队部应运而生。




    应急预案及疫情确认

    救护总队成立之后,其初期工作重心为全力抢救前线伤病兵,并予以收容治疗。至中后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疫情的预防与管控之上。疫情发生之后,救护总队部认为,第一重要的乃是准确迅速获得信息情报,得出疫情报告。疫情发生之后,应根据传染病之种类,分电告与旬报两种,加以汇报。“凡发现第一起霍乱、天花、鼠疫病例,或获得确实情报时,应即在十二小时内用电报报告上级机关。并在当地设法广播警告,以后续有发现者,及其他各传染病,均按旬报格式填报。”


    发现传染病之后,救护总队的应急预案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患者之隔离及治疗。甲、诊断:根据临床诊断,查明粪便中有无病菌,并用其他细菌学或血清等办法,确定其病状。乙、隔离:霍乱伤寒及痢疾患者,染病期间,施行隔离,以免直接或间接传染他人。丙、消毒:分随时消毒、终期消毒。丁、治疗:治疗应求迅速有效,俾得缩短传染及隔离时间。


    (二)接触者之留验。所有与患者接触之人,须由其最后与患者接触之日起,举行留验五日。留验期满后予预防注射。


    (三)带菌人之搜寻。传染病患者,病后数月数年或数十年,其粪便内有时仍带病原。又有健康带菌人,虽从未染过此等疾病,其粪便内亦带有病原。此等带菌人虽无传染病状,行动自由,但极易将病菌散播,实为重要传染来源。将带菌人搜出,予以隔离治疗,实为至善办法。


    (四)传染来源之调查。如霍乱、伤寒、痢疾等流行病之发生,通常皆由河流水井或其他公共水源受粪便污染,故对于患者饮水来源,且须详细查询,俾得明白其水源是否为患者所共用。


    在长期抗战中,针对日军在常德等地发动的细菌战,救护总队迅速出动,依照应急预案进行管控,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1941年11月4日上午6时,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郊外低空飞行三圈,投下谷麦絮状物等,散落在鸡鸭巷、关庙街及东门一带。到下午五时,警报解除后,由军警收集散落物并焚毁,有一部分送交广德医院检验。常德广德医院系美国教会医院,对现场取得物品化验后,显微镜镜检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及少数阴性两极染色杆菌,以测量镜量其长度平均为1.5米克隆(Micron,即微米),宽度为0.5米克隆。限于人员、技术条件限制,对日军空投之物,不能做进一步详细的检验工作。


    救护总队得到警报后,立刻派魏炳华入驻常德卫生院,进行调查工作,并做进一步研究。8日,在县府召开防疫会议,魏炳华参加会议,会上决定成立防疫委员会,组建隔离医院,对民众进行防疫宣传,展开捕鼠工作。11日时,地方上谣言四起,云有感染疫情暴毙者,此日第一例患者出现。12日,第一例患者送到广德医院,救护总队的医生肯德(Dr.H.Kent奥地利籍,兼731队队长)即去医院检查。患者蔡桃儿,年12岁,常德人,住关庙街,昨日晚饭前一切正常,至八时许,忽然发生寒战,继则高热头痛,遍身不适及神志不安等症状,但无呕吐、腹泻及四肢痉挛等。化验之后发现,患者有少量两极染色体杆菌。13日,患者病情加剧,检得两极染色体杆菌甚多,与鼠疫杆菌图谱相同。当日上午,患者心脏衰弱而死。下午由肯德医生等进行尸体解剖,根据解剖结果,“上述病状及谷种检验结果,疑为败血型鼠疫”。13日当日,共有两例患者死亡。14日,又有一起患者死亡。四例死亡,经解剖、取样化验,检视似鼠疫杆菌,疫情得到确认。




    情报收集与鼠疫管控

    三日之内,常德城郊发现感染鼠疫死亡病例四起,警报拉响。而此时常德的医疗工作人员及物资极为缺乏,根本无力开展防疫工作。常德鼠疫发生后,救护总队第2中队迅速将疫情发生的消息向上汇报,以获得支持。14日时,第6战区卫生处陈立楷处长抵达常德,随即与肯德医生等接洽,拟定防疫纲要,涉及预防、防疫隔离工程、疗治检疫、宣传、器材等项,并决定迅速抽调救护总队所属工作人员来常德进行防疫工作。


    16日,先期到的救护总队队员在常德进行了工作,如设置隔离医院等。为了收集疫情信息,特与地方警察局合作,设立疫情情报股,股长由当地警察局局长担任,各镇长担任疫情情报股队长,各保甲将疫情情报逐日上报。同时第2中队长钱保康决定将第2中队所属各队调回常德,进行鼠疫防疫工作,令111队设置北站,472队设置西站,642队设置南站,731队设置东站,522队设置隔离医院。正在前方部队忙碌工作的各队,分别赶赴常德,从事疫情管控工作。各队抵达后,迅速进行鼠疫防治工作。凡情报股送来的鼠疫疑似症状,由各队前去处置。鉴于常德地方上水路通达,又抽调了部分人员,进行船舶检疫工作,防止鼠疫由水路蔓延。


    救护总队部则拨出疫苗,以抑制常德鼠疫之蔓延。“由总库领出鼠疫疫苗二千瓶,每瓶二十公撮(毫升的旧称),及磺胺噻唑(Sulfathiazole)二万锭,均由陈文贵(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卫生检疫司司长)指导员带往分发施用。”疫苗运抵后,由救护总队在常德的各队进行注射工作。如第522队,赶赴常德后,在常德东门韩家大屋设立隔离医院,进行防疫工作。第522队为常德各机关团体及附近居民注射鼠疫疫苗,先后共注射1100人左右。第2中队各队快速布置,确认鼠疫、建立隔离医院、进行消毒、展开疫苗注射等工作,使常德疫情一度得到控制。至11月份,已无鼠疫病例发现,且中央卫生署及湖南省卫生处均派来防疫队甚多,救护总队乃抽调三队返回前方,留下的二队继续从事检疫工作。数周后,留下的两队也被钱保康中队长于3月份抽调回兵站医院工作。




    宣传工作与鼠疫复发管控

    到了1942年春,常德鼠疫再次流行,并传至周边乡镇,造成民众染病死亡,但地方政府应对缓慢。肯德医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数次会议及议决,各项工作似仍在进行,然于鼠疫蔓延速率作比,尚觉不足。盖因当局做事精神甚形缓慢,虽经白乐夫(Dr.Rolf.Becker)及余之督促,效能仍觉不速。”肯德同时指出:“宣传尚似不足,一般市民常识甚低,因之防疫政务困难重重。”故而肯德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宣传要点在于鼠疫之普通知识,环境卫生之改进等方面。在宣传时,各甲长、专业医师应出席参加。另一方面,应在常德根据各个单位、各个居住区,依照保组推行疫苗注射,对不愿注射疫苗者应强制注射。因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注射疫苗普遍存在误解,常避之唯恐不及。随即肯德与奥地利籍医生伯力士(国际顶级鼠疫专家)在启明镇公所对四百余人进行讲演,讲演鼠疫危害之大,蔓延之迅速及如何防治等内容。


    二三月间,肯德暂代第2中队队长,见鼠疫蔓延,遂急调两队奔赴常德,同时向救护总队部申请协助药材及工作人员。救护总队部送来鼠疫疫苗三万公撮及五千粒磺胺噻唑(Sulfathiazole),并从第6大队部调来军政部防疫大队,协助防治鼠疫。红会所调两队,负责常德三分之一地区的疫情报告、调查、检验死尸、病人注射疫苗及宣传工作。防疫大队则派往桃源及莫林乡,从事鼠疫管控工作。


    管控期间,常德有居民不喜西医注射、尸体解剖、火化尸体等做法,常德中医界曾呼吁创设“中医鼠疫医院”,只是未能获得许可。肯德建议,自5月1日起即下令市民强迫注射鼠疫疫苗,伯力士则建议令军队做消除全市老鼠之壮举:“盖如能在熟季见消灭,鼠疫亦可绝迹。”5月份,肯德担任检疫组组长,将红会两队部署在沿河进出口,从事检疫工作。桃源防疫处则聘救护中队第2中队长为技术组组长,各队员在当地从事宣传、讲演、检验、注射、捕鼠运动,成绩斐然。


    因民众分布在常德田野之间,救护总队的防护管控工作棘手,一些疑似病症者皆逃亡,以致常德外几十公里的小镇也被感染,病死者、病人及病鼠仍偶有发现。522队再次出动。11月25日,该队抵达常德,开设隔离医院,进行防疫工作。至此年年底,经救护总队与其他卫生机关通力合作,才将常德鼠疫扑灭。


    常德鼠疫之外,在其他各地所发生的突发疫情中,救护总队各队及时出动,进行疫情的管控工作。救护总队参与了如1941年江西光泽的鼠疫、浙江衢县的鼠疫的管控工作,抑制了疫情的蔓延。在其他各地的突发疫情中,如1942年广西桂林的霍乱、四川涪陵的霍乱等,救护总队都及时出动,加以管控。救护总队应对突发疫情,依照应急预案展开,先以科学手段确诊病症,然后根据信息情报,对患者进行隔离,对居所加以消毒,在疫情发生地对民众进行预防疫苗注射及宣传工作,对地方上加以全面管控,收集疫情情报,随时加以处理。救护总队对突然疫情的处理经验,在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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